全国工商联领导视察北京民营科技企业

中关村三日——中国民营科技企业家访问记

来源于：工商时报

“他们确实代表了一种新兴的力量。”柳传志盯着记者说。那一瞬间，这个63岁、属于中关村的长者有着不容置疑的口气，还有年轻人的真诚。

这是7月18日北京市海淀区翠宫饭店的一间普通会议室。柳传志和一些小他10岁、20岁甚至更多的民营科技企业家共同参加一个座谈会。中关村不同阶段的创业者，老老少少济济一堂，显然是难得的场面。

会议间隙，柳传志有不少感慨：“我们第一代企业家，要花很多精力和市场环境做搏斗，而新一代中关村企业家已经可以更好的做自己的企业，把自己的高科技成果产业化，更多地吸取国外的经验教训，走更为规范的道路。”

就历史来说，中关村的发展道路实为我们国家前进路上的一个缩影。在上个世纪的最后20年，它打碎了精神枷锁，战胜了饥饿，让自己成为了全世界最庞大的“制造车间”。进入新世纪，它又急切地渴望拿下新技术的高地，把“中国制造”变成“中国创造”。中关村之所以引人注意，就因为它是这条道路上的先行者，而它之所以能够成为先行者，就是因为它首先改变了自己。

16日至18日，全国工商联党组书记全哲洙一行走访了北京中关村的民营科技企业。三天时间里，分别与时代集团公司总裁王小兰、汉王软件公司董事长刘迎建、启明星辰公司总裁严望佳、百度公司董事长李彦宏等当代中国民营科技企业掌门人交流。记者也得以有这样难得的机会，深入中关村，了解这片生机勃勃而充满变化的科技园区，了解这群被称为“知本家”的企业家，了解他们充满光荣与梦想的内心世界。

表盘上的“现在进行时”

7月16日，一个周一的早晨，晴天，微风。当汽车在中关村管委会的门口停下时，我被大门一侧的巨大表盘吸引。在这个表盘上，24只代表全球各个时区钟表的时针各自有序地走着，在阳光下闪着光。记者旋即想到时下正在流行的一本书的名字——“世界是平的”，在这些高科技企业当中，有多少人每年奔波于世界各地，在不同的时间下生活，用不同的货币交换，用不同的语言交流？对他们来说，这个世界真的就是平的，他们就像过去的哥伦布、麦哲伦一样，带着野心的眼睛去发现世界，征服世界。凝视良久，这个巨大的表盘成了一部无言的史书，它见证了中关村的过去和现在，也在昭示着它的未来，好像在告诉你，在中关村，所有的故事和人物都在继续，都是“现在进行时”。

在我们时代的“现在进行时”中，“创新”成了最时髦的词汇。但至少有一个人感觉到其中的味道不对。“我要特别强调”，他在当日上午中关村管委会举办的座谈会上说：“创新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此人名叫戴卫，是中关村管委会的主任，曾在北京市政府的研究室任副职。他面相和善，说话缓慢，调门不高，一看就是那种很容易相处的人，能很好处理和上下左右的关系。

“难道中关村过去没有创新吗？”但当说到激动处，他又显示出性格中强悍的一面，并提高嗓门：“多少年来，中科院在创新，大学在创新，研究所也在创新，可是为什么我们还要改革呢？关键是创新成果没有产业化。所以，推动科技成果产业化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接着，他停下来，看看对面坐着的全国工商联党组书记全哲洙，四通集团董事长段永基，以及媒体的记者，一字一句地说：“科学家和教授可以创新不创业，但在中关村，不行。”

戴卫说到动情处是有理由的。中关村要把创新与创业结合，在体制、机制上还有很

多“扣子”没能解开，比如国家体制还是分资金、分项目，大学之间、大学和科研院所之间的不合作仍是普遍现象。“在全国的科技园区中，中关村应该是最好的”，接着戴卫话锋一转：“但在全球如此密集的智力区里，中关村应该是最差的。”

王小兰：“幸存者”身上的时代印记

1984年是我们国家微型计算机历史的起点，如今很多著名的企业，如联想、四通，都在那一年迈出了各自的第一步。据考证，那一年遍布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企业中，延续到今天的只有23家，时代集团公司总裁王小兰就是“幸存者”之一。

记者访问的第一个企业家颇有故事。“我们历经过四个‘五年计划’，二次宏观调控都挺过来了。”这个个子不高，却从不为此感到失望的女人告诉记者。无论从身高还是面貌，你宁可相信她是一个有经验的中学班主任，也不会觉得她是一个掌管着15亿元资产和两家上市公司的企业家，不过，也许正因为她的貌似普通，在剧烈变动的社会里才能圆融无碍，带领企业一直活到今天。

关注她的经历，你会发现这是一个有着明显大时代历史印记的人，顺着大时代的潮流，王小兰成了如今这个热情、刚强的女企业家。1954年，她出生于北京的一个干部家庭，童年时，作为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的小演员，曾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接见。60年代末，中华大地掀起一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狂潮，“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15岁的王小兰加入到浩浩荡荡的上山下乡的大军中，成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一名垦荒女战士。1979年，王小兰考入四川财经大学，如学生会主席一般在校园组织演讲和各种活动，即使是今天，也能看出她身上学工委员式的活跃。1984年，辞去国家机关的工作后，她成立了一家咨询公司，即时代集团的前身。那一年，她刚好而立。

如今的时代集团，已是老牌的中关村高科技企业，主要生产便携式检测仪器和焊机设备，2000人民币的一台焊机，到国外能卖到2000美元，“一人民币能赚一美元！”王小兰兴奋地介绍。

与IT、通讯等人们一般理解的高科技产业相比，王小兰的便携式检测仪器和焊机设备显得笨拙而传统，在年轻人眼中也不够时尚。对此，从履历上看向来领时代风气之先的她有过自己的思考。“也曾怕选错行”，王小兰说，但实践中的坚持告诉她只要坚持自主创新，传统行业照样也可以大有作为。“现在一车电脑赚的钱不是还不如一车猪肉赚的钱多吗？”话虽粗糙，也引得在场众人捧腹发笑。

20多年中，她摸索出的经营战略是——先做单项冠军，再拿团体冠军，只要处于行业的第一板块，“过得还是挺有滋有味的”。

作为中关村创业的“元老”，能量充沛的王小兰还是北京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的会长，最近让她特别自豪的一件事是“老板给官员颁奖”。为了感谢上世纪80年代支持过中关村企业发展的政府官员，协会组织了一次特殊的活动，“白发苍苍的政府官员站在奖台上，同样年纪不轻的企业家给他们颁奖，场面还是挺感人的。”

顾小锋的抱怨

顾小锋从来不称自己的企业是大企业，他把自己归进“二八定律”里的大多数：80％。他的格林威尔直到今天，还是时代集团王小兰的“房客”。

“我们不像那些有名的大企业，我们只有跟市场追得特别紧才能生存。”这个44岁的北京人有着北京人言语的无所顾忌，却没有北京人言语的言不及义，句句话说得都很实在，实在得让人深表理解，恨不得马上帮他解决企业面临的不平才好。

“做小河里的大鱼。”——这是顾小锋给自己企业的定位，他要把格林威尔做成边缘网络产品和解决方案中最好的企业，“没错，就是移动通讯领域里面最好的配角”。1987年从北京科技大学毕业的顾小锋，说话时总是歪着头真诚地看着你，不时若有所思地微笑，活像是个大男孩。

访问中，他提到了任正非的《华为的冬天》，显然他和他的企业也在思考如何“过冬”。虽然目前企业经营有序，现金流也比较充裕，但谈到企业面临的瓶颈，他开始滔滔不绝。

他从税制说起，格林威尔曾被评为海淀区纳税人均50强企业，这样的企业一向被人认为是模范的“企业公民”，可在顾小锋看来，超过50％的毛利和不到10％的净利的反差让人失望，他直言不讳：“我国的税收主要出在流转税，这是一个工业社会才应该有的现象，对高科技企业根本不适合。”

他的话匣子一经打开，就难以打住，不过人们都还愿意继续听他说。“现在国家提出创新型国家，但研发成本不能作为进项税抵扣，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他进一步说，公司每年把12％的销售收入作为研发成本，来支付科技人员的高工资是应该的，但是，即使是从国外买产品都可以抵扣税收，可请中国的人搞研发却要交那么高的税……“我们可能就有想法了”，顾小锋说，“关键是利益没往创新上驱动。”

说到动情处，顾小锋谈到中小科技企业存在的意义，颇有为后人铺路的悲壮意味：“我们300名员工中，有100名研发人员，这100人现在格林威尔领工资，有着研究的积极性，明天如果格林威尔不行了，他们再去其他企业发挥作用，作为中小企业，作为整个市场的蓄水池是有价值的。”

刘迎建和他的“五角大楼”

人过中年的刘迎建坐在汉王新落成的大厦里，他个头不高，皮肤黝黑，两鬓开始发白，像个上了年纪的人一样用紫砂杯喝茶。但谈到汉王拥有的技术，仍然两眼放光，声调激昂：“这个大楼很关键，国家很多关键的识别系统都在里面，给炸了还挺要命呢。”刘曾是人民解放军的一名上校军官，人们笑称，他的汉王大厦像美国的五角大楼一样关键。

说他的汉王是五角大楼当然是玩笑话，不过在他的识别系统中，还真是“海、陆、空”样样俱全：手写识别系统、汉字识别系统、智能交通识别系统、还有类似防盗门的人脸识别系统、乃至税务发票的识别系统……，一切都跟“识别”有关。谈话中，刘迎建习惯依靠一幅花镜打量对面的客人，仿佛在告诉你，汉王有着一幅“火眼金睛”，识别能力超强。

如果你认为汉王的成功来自于产品本身的完美无暇，那你就错了。刘迎建的经历证明，产品能否从创新走向产业化，重要的一点是要把握技术成熟度与市场成熟度的平衡。“技术成熟而市场不成熟，那是牺牲品；技术不成熟而市场成熟，只能干着急；技术和市场都成熟，才能带来利润，产业化程度的高低，实质在于把握其间平衡度的艺术了。”刘迎建说。

抢、攻、护、扩，从口号上看，刘迎建的企业经营战略有着明显的军队作风。他解释说，“抢”就是抢占新业务，抢占空白领域；“攻”就是攻占对手份额；“护”就是维持汉王的领先地位；“扩”就是完善领先领域，向相关领域进行延伸。如今，汉王产品在市场上颇为走俏，刘迎建毫无顾及地表示，“让用户熬是企业介入的机会，让用户上瘾是企业追求的目标。”他对自己的产品有着近于执拗的自信——如果他愿意，他甚至相信自己能把冰激凌卖给北极熊。

汉王如此繁多种类的品种，会不会因为战线过长而失控？面对记者的问题，刘迎建表示，实际上他已经收缩了“战线”，记者看到的各种产品有已经投放市场的，还有正处于研发阶段的。经验已经告诉他，做企业要沉的住气，耐的住寂寞，“我们就是要‘聚焦核心，计划生育，少生优生。’”

谈到生育，刘迎建还有一个不那么让人轻松的故事。1991年，为了把“手写输入法”改造称台湾人能够接受的繁体中文，刘迎建不得不昼夜苦战，他怀孕的妻子陪伴在侧，帮他整理数据，每天10个小时坐在电脑旁，肚子前面顶着个大铜盘。6个月后，丈夫大功告成，他们的儿子也提前两个月来到世上，当时医生断言这孩子即使能活过来，也是先天畸形，这消息让刘迎建如若晴天霹雳，一度他认为是电脑造成了悲剧，拒绝再碰它。一年后，儿子情况的好转让他渐渐恢复了正常，回到自己热爱的工作上来……

严望佳：沉静之美

16日下午，我们一行访问当天的最后一家企业启明星辰公司，它的老板名叫严望佳，这名女子禀性深处藏着一些和她表面极为不同的特征：坚韧、顽强而富有逻辑性。启明星辰公司是一家负责军队、政府、金融等系统网络安全的公司，它新建的大楼是一座环形的玻璃建筑，拥有地下花园，给人很立体、大气的感觉。

记得苹果电脑创始人乔布斯说过，商业是可以鲜活而性感的，访问了严望佳和她的企业，记者很想把这句话改写成：商业也可以如此踏实和沉静。

严望佳一直坚信，公司的未来在于“踏踏实实，孜孜以求”。她把这叫做“沉静的力量”。她身材瘦削，看上去清丽可人，身着白色短裙，系着马尾辫，左手腕带着一只绿色的玉镯。说起话来声音婉约柔和，略带沙哑。与众人谈话累了的时候，会像个求知若渴的大学生一样把胳膊放在桌子上，头趴上去小憩，同时眼睛很认真地注视着你。

“沉静是我们企业文化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所谓‘沉静’，就是说首先能够静的下来，在动态的环境中找好自己的位置，然后踏踏实实、孜孜不倦地加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而不是追求快，不是说‘我三年两年就做出一个大企业来’，也不是说‘我快上市吧，然后马上退出’。怎么说呢？可以说我们必须始终站得特别稳。”

要说这么清丽柔弱的女子能说出上面的活来，内心绝对是不会文弱的。凌志军在《中国的新革命》中讲了一个动人的故事：38年前，严望佳出生在春城昆明，她本名王佳，只是因为男朋友名叫严立，才改名为严望佳。男友是他大学同学，后来成了她的丈夫。大学毕业那年，两人结了婚，这一年她20岁。“我觉得如果当时不结婚的话，可以就不能在一起了。”后来，这两人一起创业，伉俪和谐。她的丈夫也是一个为了理想而不顾一切的人，10年前，在美国的严立卖了住宅，卖了汽车，最后又卖了手上所有的股票，支持他回国创业遇到坎坷的妻子，直到她妻子研发的一种名叫“天阗”的产品在市场上获得成功。

今天，严望佳和她的丈夫持有着启明星辰80％的股份，启明星辰也成了国内网络安全的领先企业。访问中，严望佳主要提出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很多民营高科技企业家，发展到了一定程度以后，觉得“够了”，每天打打高尔夫球度日。“他们能力其实都很强”，严望佳说，“应该鼓励这些人继续学习，要有雄心壮志，来抗衡国外的巨人，即使失败，也是值得尊敬的。”

接着就引申出第二个问题：民营科技企业的创新压力很大，动力不足——不创新企业就会死亡，可动力在哪儿？股市那么火，房地产也那么火，这拨人在各种诱惑下踏踏实实地做自己的事儿，挺不容易的，各界应该多给大家一些鼓励。”严望佳说。

杨晓东：38岁的“男孩”

17日一早，听说要去访问中星微，记者还有几分激动，虽然对于中星微所从事的宽带、移动多媒体领域十分陌生，但对于其总裁邓中翰的故事还是很熟悉的。在过去两年中，邓中翰和中星微的名字，几乎成了“创新型国家”的一面旗帜。

很遗憾，因为参加公司在美国举行的董事会，邓中翰没能出现在我们面前，代替他的是公司的首席技术官杨晓东，一个眉清目秀的大眼睛男孩。说他是个男孩，肯定没有人不相信，乌黑的头发被梳成大学生式的分头，大眼睛真诚而有些奇怪地盯着你，好像在注视着一只从未见过的新奇动物。准确地说，他还是个生于中国，长在美国的男孩，他生于上海，高中时随父母去了美国，在美国西部的斯坦福大学念完了从本科一直到博士生的所有课程，现在常驻国内，掌管中星微的技术研发工作。也许是长期在国外的原因，面对国内来自工商联和媒介工作者的来访，杨晓东言语中有些紧张，经常需要有着政府工作背景的公司另一副总裁的帮助回答我们的提问。

杨晓东告诉我们，中星微的成功有八个方面的原因：一个民主、富于人格魅力的领军人物，一支互补性很强的核心团队，坚持原始创新和发展自主知识产权，把技术创新与市场很好地结合在一起，在人才队伍建设中引入了期权激励，上下油产业链之间的相互协作，选择了一个极具潜力的行业，以及政府的大力支持。

上面林林总总的八个原因中，哪个是最关键的？作为与邓中翰一同创业的中星微创始人之一，杨晓东表示，对民营科技企业来说，有一个互相理解的创业团队是最为关键的，“这个团队一定要有凝聚力，还有一点很重要，一定要有共同的理想。”

“现在是比较好的发展时机，”他说，资本市场的逐渐完善，让民营科技企业在资金上看到了希望，接下来就是要选择一个很好的市场切入点，然后持之以恒。“我们团队也遇到过发不出工资的情况，当时是我们核心层把自己的钱拿出来抵押，才度过的难关。”

顺便说一句，杨晓东1969年生人，今年38岁。从年龄上讲，他不应该被称为男孩，但是像很多中关村的技术精英一样，人们总是容易低估了他们的年龄。

张征宇：亲自上阵“推销”商务通

从中科院对面的中星微出来，我们奔赴清华大学南门对面的恒基伟业。8年前，恒基伟业的老总张征宇——这位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博士是当时中国商界最耀眼的创业明星之一。当时人们看他如同今天人们看李彦宏、施正荣、江南春。

那一年，恒基伟业在创业的第二年就成就了一个“现象”。他们卖出了100万台商务通PDA，成为这一时期最出色的营销实践之一。在接下来的4年里，恒基伟业又累计卖出了约250万部商务通PDA，有人算了一笔帐，凭借一个产品，恒基伟业就积累了约3.5亿——4亿元的净利润。但此后，这个人和这个公司逐渐淡出公众的视野。

不知从2006年的何时开始，在每天非黄金时段的12个小时里，你随便打开任何一个有线电视频道，都有可能再次与“商务通”打上照面。代言人濮存昕这次谈的是当手机可能变成“手雷”时的安全问题——你难道没有因手机失窃而导致的信息丢失焦虑吗？你是否经常碰到过不想接听电话结果让对方误会的情况？那么花2000——5000元买一部商务通隐型手机或商务通信息安全手机F8吧，它们将帮你搞定这一切！

这天上午，在张征宇的会议室，电视上濮存昕代言的一幕，变成了张征宇亲自上阵。他为我们拿出了一部正在投入市场的商务通光能手机，无论是阳光、灯光还是烛光，只要在有光的地方搁上几分钟，电量耗光的手机就可以重新使用，而且一边使用，一边充电。“这是全球第一部光能应用的手机设备”。张征宇探着身子一边给大家介绍他的新产品，一边说。

同时，张征宇还寄希望于一款英语学习产品——“记易宝”上，甚至为它找到了一个似乎很吸引人的概念—“掌上教育电脑”，这款手机的电话铃声和短信铃声，可以被设置成你想学习的英语句子，“每天一遍遍地烦你，不信你英语学不会”。戴着显得有些大的茶色眼镜，张征宇的口气混着一半书生气，一半商人气。

正如商务通那不厌其烦的，充满喜剧效果的电视广告片一样，商务通的系列产品，不会给你一种像中星微那样高不可攀的遥远的距离感，它的技术并不绝对的高、精、尖，而是在有了产业化这个大目标以后，进行相关的技术创新。张征宇的故事告诉我们，技术之所以能够走进千家万户，奥妙不仅在于它的完美无暇，同样在于它在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找到通向消费者的商业之门。

也许中关村的某种商业精神，正在于此。

李彦宏：故园“北”望路漫漫

18日我们访问的两家公司，没有人会感到陌生。尤其对记者来说，一家是百度，网上查资料离不开它；一家是新浪，网上浏览新闻同样也不可或缺。

早上九点，在位于理想国际大厦15层的百度公司的会议室里，李彦宏已经在等候我们了。他身着绿色T恤，胸前挂着百度的胸牌。从外表看，他是个“英雄”和“明星”的集合体。他棱角分明，有阳刚之气，高高的鼻梁自有一种威风，可从另一方面看，他又很奶油，眉目清秀，眼睛总是轻轻地落在你身上，然后又很快离开，让你不确信他是不是在注视着自己。

要说是不是注视着对面的来客我们不得而知，但确定的是，他肯定注意到了他对面落地玻璃窗外的风景，那是中国最著名的学府北京大学。在会议室里，向北望去，他能看见未名湖，看见博雅塔，看见校园里一团团的绿色。那是他呆过四年的地方，从那里他去了美国。在学校时，他参加学校的辩论比赛，但也算不上那种很出风头的那种学生，北大校长许智宏也表示“当时不知道这个名字”。但如今，他在国内，乃至国际上的受关注度甚至超过了当年不知道他名字的那位校长。

谈及在资本市场拥有的巨额财富，李彦宏表示那只是“纸上谈兵”。“其实高科技企业能有什么资产？我们的办公室是租的，设备三年折旧以后也没太多的价值了”。他言语依旧不愠不火：“作为创始人，我更关注企业的长远未来，而不是短期利益。”目前，李彦宏拥有百度公司20％的股票，是公司的第一大股东。

“缔造一个源于中国的高科技公司。”即使是谈及自己的终极理想，李彦宏的调门仍然不高，像是在给你娓娓道来。当他远眺着母校校园的时候，我不知道有多少次这个念头在他的心头蒸腾，那种时代变迁和个人经历的神奇结合，让人感慨。

新浪：一名网络工程师身上的“中关村精神”

从百度出来，坐上电梯，只要再上5层，就进入了新浪那大眼睛的世界。首先撞见的是新浪总编辑陈彤，这是一个国内媒体圈的知名人物，他正在一步步冲开传统媒体的包围，把新浪带入国内主流媒体的行列。给人的第一印象，他就是个“内容人”（content man，有“书生”之意，相对于媒体里的经营管理人员而言），长长的头发，厚厚的眼镜，肚子微微发福，说话末尾语调总是向上一翘，寒暄几句之后，他匆匆离去。

接待我们的是新浪总裁曹国伟。这是一个果断、坚决而富于韧性的人，年轻时曾做过记者，至今仍怀揣着传媒的梦想。他身着粉色条纹衬衫，面色红润，带着我们一行人马参观了新浪的各个部门。记者要求与他交换手机号码时，遭到了坚决的“回绝”——他用手一摆，“我们是上市公司，这个不行”。看得出，掌管这家国内最负盛名的门户网站，他的压力不小。

“对于高科技企业来说，最关键的永远是科技的进步，是突破性的发展”，曹国伟开始表达他的思考：“只有超越了你现有的技术模式，才能吸引你的客户”。下一个新的模式会是什么呢？“很难预测，要发现全球网络技术的大势，深入全球大势的‘漩涡’”。“新浪有些老了”，目前新浪员工的平均年龄是28岁，曹国伟担心这样的“高龄”难以激发出足够的想象和创造力。

在新浪，给记者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叫黄冬的网络工程师。他今年32岁，现任研发中心系统研发部的总监，高高的个子，面相白净，戴一幅金边眼睛，见人总是面带微笑，那微笑中还有一丝看透世事的狡黠。他生长在新疆喀什，一个我国最西边，与中亚各国接壤的城镇。他出生那天，喀什下了当地十几年来最大的一场雪，因此取名黄冬。在当地，90％以上是维吾尔等少数民族，相比之下，黄冬成了当地的“少数民族”。而他的故事也更为少见，他的父亲是一名从内地支边新疆的林业干部，对电器技术颇为在行，曾获得过新疆自治区创新技术的一个比较高级的奖项。那时大概是20年前，当时父亲把作为获奖奖品的一台高级计算器送给了小黄冬，黄冬对这台夏普牌的计算器爱不释手，拆了又装，装了又拆，自此着迷起了电子技术。18岁那年，黄冬考上了新疆工学院，但一年以后，他因不忍学校繁琐无趣的生活而辍学。他告诉我，以一个高中生学历技术员的生活，在当地还很吃香哩！直到如今，他的简历上学历一栏还写着“高中”两个字。经历了几年在家乡颇为风光的“技术员”的生活后，黄冬开始了向内陆的闯荡，先后在西安、北京承接大大小小企业的网络工程项目，彷佛真的对网络技术有灵通，几乎所有人都对他的能力表示认可，渐渐地，在网络技术这个圈子里，黄冬已经小有名气。三年前，黄冬来到新浪，成为了这里的研发中心系统研发部的总监，一名技术精英。

“你在这里（指新浪）没有学历上的压力吗？”记者问他。

“做我们技术这一行的，学历能代表什么呢？”黄冬的回答带着调侃的意味：“我们这个圈子本身就不大，谁的能力怎么样大家都很清楚，用不着学历来证明。”

如今，收入不菲的黄冬已经在北京买了房，成了家，妻子也是做IT的，女儿已经5岁。

听黄冬讲完了他的故事，记者的内心有些不能平静。三天来，在中关村，记者见到了一栋栋拔地而起的高楼，见到了一个个大名鼎鼎的企业家和他们的著名企业，然而在这个来自遥远边疆的小镇青年身上，记者隐约看到了更为本质的中关村精神。这个小镇青年，一步步靠自己的智慧、勤奋、执着和几分叛逆本性，在市场里打拼，成为中关村——这个被称为“中国硅谷”的一名技术精英。黄冬成长路上蹒跚而行的曲折历程，让我上看到中关村崛起的真相。正如中关村管委会门口那巨大的表盘，在这片充满机遇与渴望的土地上，所有的故事和人物都在继续，一切都是“现在进行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