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点：关于跨国投资，在高度国际化的发达国家，或以市场为导向的发展中国家中，政治风险系数相对不高；政治风险较大的是那些不完全民主的国家，或者从一个体制向另一种体制过渡的转型国家。在社会转型中的过程中，不确定性增加，人们适应新体制、新环境的准备不足，政治决策者往往在不同利益的“民意”之间摇摆不定，导致政治风波，从而具体地影响到包括投资在内的经济行为。埃及、利比亚、乌克兰、泰国、缅甸的情况，为我们提供了例证。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中国企业应当顺应潮流，积极“走出去”，开拓海外市场，利用海外资源，实现跨国经营，这已经成为必然的趋势。
但是，对于以封疆自保为传统及现代历史上计划经济为背景的国内企业来说，毕竟缺乏走出去的经验。企业过去承担的仅是生产经营风险和相对简单的国内竞争风险，走出国门后转变为承担非常复杂的国际竞争风险。多数走出去的企业对国外投资市场、国际竞争环境及投资所在国法律法规不甚了解，在开拓国际市场面临的风险和困难甚艰、甚巨。
企业走出去面临的风险主要有政治风险、法律风险、收汇风险（买家破产、拖欠）、经营风险（如市场变化、汇率波动）、管理风险（如工人罢工，管理人员流失）和项目风险（如合同、成本、支付、销售方面）等。近年来随着颜色革命、恐怖活动等在世界各地的加剧，政治风险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应予特别关注的问题。
政治风险指与东道国政府行为引起的风险，或社会或法律因政治因素引起的剧烈变迁有关的风险，以及战争、恐怖活动及政治性暴力事件。政治风险是海外投资中最大、最不可预期的风险。关于政治风险，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各有特点。一些发展中国家政局不稳、政权更迭，宗教、民族冲突此起彼伏，甚至频繁爆发内战，或出现国家分裂的局面。发达国家政局相对稳定，但也存在对外国投资的限制及环境保护方面和政策调整等风险。
归结起来，政治风险主要包括：
1.征收和国有化：指东道国政府采取的国有化性质或者歧视性的行为，导致被保险人或项目企业丧失其通过投资获得的权益和收入。
2.汇兑限制：指东道国政府采取行动，造成被保险人或者项目企业无法将投资收益兑换为可自由兑换货币，或无法将可自由兑换货币汇出东道国。3.战争和政治性暴力事件：指东道国内发生的革命、内战、叛乱、暴乱或东道国参与的任何战争或发生大规模骚乱和恐怖活动。例如，二战、越南战争、海湾战争等战争给一批外国投资者带来了重创。4.政府违约：指东道国政府非法解除与投资项目相关的协议或者非法违反或者不履行与被保险人或项目企业签订的合同项下的义务。例如，在主要政党轮流执政、缺乏政策连贯性的国家，新政府上台后往往对上届政府执政期间签署的合同多方刁难，甚至单方面中止上届政府签署生效并已实施的合同或协议。
笔者拟借缅甸、泰国等发展中国家为例，谈谈近些年境外投资的政治风险问题。
2011年以来，中国公司在缅甸的大型投资项目就相继遇到了麻烦。先是缅北的密松大坝于当年11月被叫停，然后是缅甸中部莱比塘铜矿遭到当地群众的抵制而无法运营。虽然后来经过两国政府磋商，缅政府对莱比塘铜矿亮绿灯通行，但中方被迫同重拟了合同，减少持有的股份，并增加了其他赔偿金等。正是由于持续的抗议和调查，莱比塘铜矿的开采被推迟了两年之久，这对中国企业来说足以造成很大的损失。
多国经济学者对中国企业对缅甸的投资都有所评论，美国一家智库机构最近出炉的研究报告指出，中国在缅甸投资所遭遇的一系列困境，“中国企业家应该吸取的教训就是：在进行这种大规模的海外投资之前，必须对所在国的政治风险进行更为仔细的衡量。因为在密松最开始签署协议的时候，中国并没有预料到缅甸会发生这么大的政治变化。”而对缅甸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投资，尤其在其政治制度处于转型阶段的投资，政治考量应当是首要考量。法律考量是次一级的，法律环境置于政治环境之下。
需指出的是，美国智库存的报告中提到的这个“政治风险”，指的就是任何政治性变化对经济行为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它涵盖的范围十分广泛，从新的法律、法规的制订到政府换届，从政权是否稳定到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其中，军事政变、与邻国的战争、资产国有化等，是其中的几个极端性例子。
比如，南美洲的一些国家曾经大规模地将私营企业（包括外资企业）国有化，最近的著名例子是在2007年，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下令将该国私营的电信公司CANTV（西班牙国际电信和美国AT&T都有股份）收归国有。在收购令颁布之前，公司的股票就已经跌去了50%，投资者们以跳楼抛售，以避免血本无归。得到一个远低于市场的价格被强行收购并非最糟，资产被全部没收、再被当政府赶出国门的事件也屡见不鲜。苏、中、朝、越、尼加拉瓜在历史上都曾经没收过境内的国外资本，如今世界上此类例子已经减少，但仍然有许多处于“革命”变动中的国家，他们会采取此类措施。
当然，大部分政治风险所涉及的事件并不是极端到让人一蹶致命。更多的情况下，它可能仅仅表现为一个新总统或总理的上任，采取一些新的政策措施，或者是新的执政党所带来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倾向上的改变。这一些都可能导致投资成本的增加，一些先前有利于外商投资的因素消失，或变得不再有利可图了。但是，作为以营利为根本目的的企业来说，它所造成的损失绝对不能置于计算之外。
无所成见的国内外政治风险的研究者们普遍认为，政治风险系数的高低并非简单地取决于一个国家的民主自由度。一个国家的政治自由度与人民享有的社会利益之间的不均衡才是政治风险产生的根本原因。纽约大学政治学教授伊安·布来梅尔曾经在自己的著作里指出，在高度民主的国家和高度集权的国家中，政治风险系数都不会太高，政治风险比较大的国家是那些不完全民主，或者正处于从一种体制向另一种体制转型的国家。在这类国家中，各种不确定性普遍高于高度民主的国家和高度集权的国家。这些国家中人们适应新体制、新环境的心理准备不足，政府决策者在不同的“民意”之间摇摆不定，这就导致忽左忽右的政治风波。大政策必然影响具体的经济行为，从而影响到国外投资者的利与害。前年以来，频繁发生动荡的埃及、乌克兰、泰国等国家的情况，均证实了这一点。
比如对泰国投资，必须注意到红衫军、蓝衫军两派阵营，泰国王室和军方操控下的泰国局势，在两派阵营的较力中不断变化。泰国是所谓的民主国家，但其民主极其特殊，三月份颂猜领导的群众竟然可以以水泥等建筑材料封墙，封堵国会。国家利益、人民利益无所视见，英拉的垮台绝非于国不忠、于民不利，而是泰国体制下不断地派性角力的结果。
今年2月初，泰国看守政府副总理兼商业部长汶颂派讪表示，泰国反贪部门对大米价格补贴计划展开的调查惊吓了中方，中国北大荒集团送去文书，要求中止此前签下的向泰国购买120万吨大米的合同。虽然随后北大荒高层出面辟谣，说“会继续进口泰国大米，继续履行订单”，但此事确实可视作政治风险发酵带来麻烦的案例。
再如，2013年中国与乌克兰达成了一个50年的特别协议，即中国将租赁乌克兰5%的土地用作耕地。这一投资将使乌克兰成为中国在海外最大的农业中心。但目前乌克兰政局动荡，要想有效地履行协议，我们恐怕只能冀望于乌克兰不会让这次政治危机演变成长期大规模的战争了。
再说缅甸。自由主义者昂山素季走上缅甸政治前台，是外国投资者对缅甸进行投资所必须考虑的。自由、民主有助于法治的进步，但必须看到，军政府集权之下，缅甸秩序相对稳定。缅甸开始于2011年的自由化运动，使缅甸进入一种转型期，新内阁试图结束将近50年军政府的封闭政策，分批释放了全部异议分子，允许代表各种利益的团体和政党走上政治舞台，逐渐开放媒体，使受众不再处于“只能听到一种声音”的状态中。但这种不同利益团体的代表人物粉墨登场，又常常使普通百姓因不能全面掌握信息的真实性，而无所适从，或易于被煽动蛊惑，不理智之举往往也因此产生。
一些企业家也把不确定性当成赌博的好机会。缅甸的政治状况使得很多国际知名的跨国公司想早点一脚跨进缅甸，以谋求自由市场之利，却又不能不犹豫不定，前瞻后顾。例如美国，一方面表示加大对缅甸的经济支援，另一方面有效投资始终裹足不前。中国公司却在此时，与缅甸方面签署了几项投资额高达几十亿美元的项目，其后果是项目无法开工建设，原来还算有利的合同在随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之后，不得已作出减低利益的修正。美国企业家似乎表现得比中国企业家老道得多。
英国著名的政治风险评估公司Maplecroft，早在2011年就发布的年度风险指数，对企业家投资缅甸给予了十分明确的警告。该报告指出：仅次于索马里、刚果、苏丹，缅甸排名于全球最高政治风险国家的第四位，其政治风险甚至高出伊拉克和阿富汗，这两个国家是世界公认的政权极不稳定、恐怖袭击时有发生的地方。在缅甸吃了亏的企业，事后看到这份报告，也许会跌足不已。
2012年，颜色革命之后，同样的情形发生在北非的利比亚。尽管受到国际赞许，中国政府组织了有条不紊的撤侨行动，在利比亚内战爆发之前解救出了几万名侨民和企业员工，但从电视上人们可以看到中国的投资项目弃置，已建部分破墙断垣。利比亚的政局动乱造成了中国企业高达20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国有企业尚有大老板顶着，民营企业就惨了。关于缅甸问题，国内人士像在所有危机中一样向美国人泄私愤，说美国驻缅甸大使馆曾经通过“小额资金”，支持了反对修建密松大坝的民间组织，从而导致中国吃亏。英国《经济学家》也发表文章指出，搁置水电站项目的决定，是在缅甸政府显示出向西方靠拢意愿的时候所做出的。无论我们如何地找到经济吃亏的幕后原因，都代替不了中国企业遭受经济损失的事实。据业内人士估计，缅甸密松水电站一旦彻底停建，中方企业（中电投）在已经投入到前期规划和安置迁民等事项中，直接和间接的损失也将达到20亿美元。
通过对上述近年来境外投资政治环境的案例介绍归纳，笔者认为：
首先，投机是资本的本性，但资本的本性更在于盈利。高风险的地方自然会吸引贪图高回报的投机家，但如果你缺乏政治计算和规避风险的能力，而贸然到一个并不熟悉的政治和法律环境里投机，你将可能沦为一个失败的投机者。因此，投资者对境外投资政治风险的评估与防范意识要增强。
其次，作为一名律师，笔者认为，境外投资的第一考量要素当然是法制环境，毕竟对外投资要靠契约来实现。但是，好的律师还应该把对法律的考量首先置于对于一个国家政治的大环境的考察当中，对客户拟投资国家的政治、法律、社会文化做全面的衡量，并制定全面的风险防范计划。否则，就是见木不见林、盲人摸象。这也是笔者在为客户服务的过程中所不断实践的工作准则。
当今中国，无论怎样，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势必会“走出去”，这一结果是不会因境外投资的困难而逆转的，有些不乏有战略意义，或在当地极具政治影响力。例如，2013年，中国香港某企业与尼加拉瓜政府签署了投资达400亿元的开挖运河项目；可供对比的是，2011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为747亿美元。另据有关报道，中国企业正在考虑在2014年参与泰国“克拉克运河计划”。因此，对于这些境外投资项目，更需要在项目投资最初，即聘请具有国际化水准的工作团队，对项目的可行性、项目操作步骤、投资架构的搭建进行逐步的分析与设计。
要对拟投资国度的政治风险有清晰的认知并防范得当，必须要聘请具有专业知识并富有境外投资经验的人士组成投资团队。另外，也可以借用一些公共资源和国际机构作为他山之石。例如，世界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也有特定的部门每年发布对各国家的风险评估，并就一些涉及政治风险的大型投资项目做出案例分析。专门针对特定区域或特定国家进行风险评估和预报的机构也有很多，例如：阿拉伯国家网、商业监视(Business Monitor)等等。
最后，既然不同于其他可量化的风险，政治事变风云突起、不可捉摸，以数学手段对一国政治风险做出指标性的定量分析最终还是只能趋向于艺术结果。中国投资者在日益国际化的国内市场中踌躇不前已不是选择，因此也无需对“走出去”所可能面临的风雨过于恐惧。对拟投资国家的历史、社会人文的了解和亲临实地进行考察，均会有助于你增强对外投资的心理准备。